2025年6月18日，我在微信上邂逅了兩段珍貴的微視頻，分別是“陰法唐親歷西藏民主改革”和“陰法唐親歷1959普瑪江塘農奴解放”。視頻里，看到法唐書記在二十世紀90年代的昌都街頭緩緩行走，進行走訪調研的場景，瞬間我仿佛回到了曾揮灑青春的昌都。視頻中的街巷、雪地與山路，都有我的足跡。畫面雖略顯斑駁，但他的背影卻如同烙印一般，深深鐫刻在我的心頭，讓我倍感親切。我迫不及待地與陰建白大姐取得了聯(lián)系，告訴她這些視頻資料的珍貴價值，尤其是對昌都市類烏齊縣正在挖掘的恩達戰(zhàn)役史料而言，它們無疑是一把開啟歷史之門的鑰匙。然而，僅兩天后，法唐書記便與世長辭，噩耗傳來，我心如刀絞，一段跨越近三十年的記憶如潮水般涌上心頭。

2010年4月，王小彬（右一）、王茂俠（左一）、孫玉華（左二）在北京西四大拐棒胡同陰法唐（右二）同志家中采訪留影。王小彬供圖

　　黨校初逢，書緣西藏啟新章 

　　時光回溯至1997年，大學畢業(yè)來到昌都工作7年后，我踏入了中央黨校的大門，在此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求學期間，我幸運地獲得在“西藏民族干部培訓班”實習的機會。班上經(jīng)常邀請陰法唐、多杰才旦、王貴、朱曉明等涉藏領域的同志授課，正是在這樣一次課堂上，我與法唐書記結下了不解之緣。 

2010年12月，《解放西藏史》中國出版政府獎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召開，主席臺右五為陰法唐。王小彬供圖

　　當時，法唐書記已從原第二炮兵副政委兼紀委書記的崗位上離休，但講課時依然精神矍鑠、條理清晰。他授課時，不僅深入淺出地闡釋理論，更結合自身經(jīng)歷，把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娓娓道來，使我內心深受觸動。課后，我常常向他請教西藏黨史研究的疑問，他也總是耐心解答，并布置一些問題讓我思考。他常說，黨在西藏工作的歷史和經(jīng)驗太寶貴了，必須深入研究、認真總結，講得清楚、講得出來，才能真正留給后來人。這不僅是他晚年堅持繼續(xù)工作的動力，也是他對青年學者的叮嚀。法唐書記辭世后，我才知曉：當時按職務職級，法唐書記為西藏班授課每堂本可拿800元課酬，可他次次都堅決推卻，分文不取，早已將滿腔熱忱都化作了無私的奉獻。 

　　原新華社西藏分社社長劉偉曾為法唐書記撰寫一篇紀念文章，題為《百戰(zhàn)歸來再著書》。這句話我印象極深，也覺得十分貼切。法唐書記從抗日烽火中走來，歷經(jīng)解放戰(zhàn)爭、進軍西藏，親歷昌都戰(zhàn)役、平叛斗爭、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是當之無愧、名副其實的“百戰(zhàn)將軍”。步入晚年，法唐書記卻從未有過片刻的懈怠，以筆為劍，投身于涉藏研究與宣傳工作的浩瀚海洋中。他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極具價值的涉藏內參和咨政報告，每一份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與智慧，不少還獲得了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批示，為國家的涉藏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他還不辭辛勞地為中央涉藏部門、地方部隊、高校院所授課講學，用生動的語言和豐富的案例，宣傳黨的西藏政策，讓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熱愛西藏。他經(jīng)常接受媒體采訪，以親歷者的視角講述西藏的發(fā)展變遷，也以務實態(tài)度回應外界的關切。他還參與重點涉藏出版物的編寫工作，擔任重大涉藏影視作品的顧問，提出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在扶持青年學者方面，他一向熱心，常以過來人的眼光幫助后輩，哪怕是文稿細節(jié)也愿意逐句推敲。可以說，他所涉足的工作幾乎涵蓋了科研、教學、宣傳、資政等多個方面。七八十歲時，他仍筆耕不輟，在黨的西藏工作研究領域留下了厚重的一筆。 

　　我作為后學，有幸參與了他主持或推動的多個涉藏研究項目，也逐漸從一個旁聽他講課的學生，走到和他并肩寫作的那一張書桌前?；仡^看，我踏上藏學研究的道路，其實是由他帶我走上的。他留下的事業(yè)很多，而我只想講講以下三件親歷之事。 

　　共撰史書，凝聚共識鑄豐碑 

　　2000年10月，西藏自治區(qū)舉行昌都解放50周年大慶,我應邀回昌都參加活動?；顒娱g隙，我抓住機會向法唐書記請教了幾個與昌都戰(zhàn)役相關的問題，也順便談起自己在西藏黨史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和顧慮。法唐書記聽后沉吟片刻，感慨地說：“過去我在職的時候，對西藏黨史研究沒有特別重視，離休后才真正感覺到這項工作有多么重要。”正巧，幾天后，出席大慶活動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李國清同志也向法唐書記建議，應當編寫一部大部頭的專著，全面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進程。法唐書記聽后十分重視，回到成都和北京后，立即召集居住在兩地的老戰(zhàn)友、親歷者座談，征求意見。大家一致認為，編撰這樣一部史書意義重大、刻不容緩。最終，在原西藏軍區(qū)副參謀長吳晨同志的建議下，這部著作定名為《解放西藏史》，由法唐書記擔任編委會主任，全程主持籌備與撰寫工作。王貴和黃可兩位十八軍老前輩是《解放西藏史》的主要執(zhí)筆人。 

　　2001年春日暖陽里，我接到了王貴老師的特別邀約。那天，王貴老師一臉嚴肅又帶著幾分期待地看著我，緩緩問道：“愿不愿意參與《解放西藏史》的編寫工作？”那一刻，我心中激動不已，當即點頭答應。后來我才知道，原來法唐書記早就和吳晨、王貴兩位前輩商量過，要為西藏研究事業(yè)挖掘并培養(yǎng)一批年輕的生力軍，而我有幸成為他們重點考慮的對象之一。最終，經(jīng)過層層考量，我和法唐書記的秘書王業(yè)本有幸成為編寫組中最年輕的兩位成員。當時我34歲，王秘書比我還要年輕一些。我們倆是編寫組里唯一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解放西藏那段崢嶸歲月的“后來人”。這段難忘的經(jīng)歷，就像一把金鑰匙，為我打開了涉藏研究的大門。它不僅為我日后撰寫博士論文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豐富的素材，更在我心中種下了一顆熱愛涉藏研究的種子，為我走上這條充滿意義的研究之路奠定了最初也是最為堅實的基石。 

　　撰寫《解放西藏史》這部書，注定是一場艱難且意義非凡的征程。參與編寫的人員分散在全國九個省區(qū)市，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歲月如刀，在他們的記憶上刻下了深深淺淺的痕跡，記憶變得模糊，筆力也大不如前。然而，真正棘手的難題，并非是時間帶來的緊迫感，也不是精力上的逐漸衰退，而是如何統(tǒng)一思想，奏出共鳴，達成一致的認知。進藏部隊里，西南部隊與西北部隊的成員，幾十年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些分歧，就像橫亙在歷史長河中的巨石，阻礙著對真實歷史的完整呈現(xiàn)。法唐書記深知，編寫這部書，絕不僅僅是簡單地將過往事件記錄下來，更關鍵的是要在這些分歧中凝聚起共識，在回望歷史的過程中，把是非對錯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為此，他堅持廣納賢才，讓來自不同系統(tǒng)、不同民族的代表都參與到編寫工作中來。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只有把不同經(jīng)歷的人所發(fā)出的聲音都寫進書里，歷史才是完整的、鮮活的?！睂τ谀切斑^去不讓說、不敢說、不便說”的敏感問題，他主張大家敞開心扉、開誠布公地討論。在描述和評論重大事件以及重要歷史人物時，編寫組的成員們反復研討，氣氛熱烈而嚴肅。每一次的討論，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一次對歷史真相的追尋。 

　　法唐書記主持會議，在討論的關鍵時刻，他還會親自執(zhí)筆，越是敏感的內容，他越要一字一句推敲。他常說：“盡管宣傳工作有紀律要求，但學術研究沒有禁區(qū)?！痹谒磥恚帉戇@段歷史，絕不僅僅是為了定稿成書，更像是一場歷時八年的集體對話。法唐書記始終相信，這場對話的結果能不能在歲月長河中“站穩(wěn)腳跟”，關鍵就在于能否把歷史講得清楚明白，能否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和后人的審視。正是他這份對歷史負責、對真相執(zhí)著的堅持，讓那些曾經(jīng)存在爭議的記憶，最終一頁頁落在紙上，也落進許多人心里。 

　　在這場浩大的編寫工程中，法唐書記依然扮演著運籌帷幄的將軍角色，不僅抓統(tǒng)籌，也抓細節(jié)。他特別要求書末增設“部分專有名詞漢藏文對照表”，在王貴老師的指導下，我們逐一核對地名、人名、職務的藏文拼寫，確保每一個字母和音節(jié)準確無誤。這一獨特的學術設計在國內同行漢文學術著作中極為罕見，卻與國際藏學研究接軌。書稿從動筆到出版，編委會成員逾八十人，其中省軍級以上的老領導就有六十多人。此外，還有來自陸軍十八軍的入藏老兵，新疆第二軍阿里支隊、云南十四軍四十二師、青海第一軍騎兵支隊的代表，乃至漢、藏、回、白等多民族干部。他們把跨系統(tǒng)、跨民族、跨地區(qū)的記憶與智慧，沉淀進了這本書中。然而，書稿付梓時，已有十余位編委相繼離世。當初的二十二位顧問，如今也僅存四人。他們青年時參與解放西藏，暮年后又動筆記錄這段歷史。將一生獻給青藏高原的他們，用行動詮釋了什么是“老西藏精神”。 

　　當這本珍貴的著作呈現(xiàn)在眾人面前時，法唐書記做出了一個讓我永生難忘的舉動——他特意將我的名字鄭重地列入了作者名單。彼時，我還在博士求學的道路上奮力前行，這樣一個署名，于我而言，不啻于在學術的漫漫征途中點亮了一盞璀璨的明燈，意義非凡且影響深遠。事實上，當時像我一樣還在讀博的王茂俠、孫玉華等同學，也都曾得到過法唐書記無微不至的關心和實實在在的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西藏史》的編撰工作始終是“兩個版本”同步進行的。一份為公開出版所用，語言規(guī)范、內容審慎；另一份則更為詳實，保留了大量尚不宜公開的珍貴材料。法唐書記目光深遠，語重心長地說道：“現(xiàn)在有些內容暫時不能公開說，但不意味著永遠不能說。我們要未雨綢繆，為以后的研究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彼麑⑦@種做法稱為“存史”，也是“資政”“育人”的重要途徑。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思想熏陶，更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傳授。 

　　2008年，《解放西藏史》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首發(fā)式。這部凝聚了法唐書記等“老西藏”多年心血的著作，有幸邀請喬石同志題寫書名，遲浩田同志作序，宋平同志題詞。出版當年即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chuàng)工程。2010年，該書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黨的十七大以來全國黨史部門黨史優(yōu)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這無疑是對其學術價值和文化內涵的高度認可。截至目前，該書已四次再版，為更多讀者所熟知和喜愛。法唐書記以八年光陰，留下一部信史；也以身教言傳，為我們這一代藏學研究者，留下了可親、可敬、可追隨的精神坐標。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編輯印刷的《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內部版），后在此基礎上又出版了公開版。王小彬供圖

　　集腋成裘，智慧傳承映光輝 

　　2005年秋，我迎來了職業(yè)生涯的一次重要轉折——從西藏昌都地委政策研究室調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法唐書記是當代所多個課題的顧問與審稿人。每當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新鮮出爐，我們總是懷著無比敬重與期待的心情，第一時間將成果送至他的案頭，懇請他親自把關、提出寶貴意見。 

　　2007年，當代所一項國家級重點課題“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理論與實踐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立項。課題下設四個子項，有一項是基礎研究，涵蓋口述史料、資料匯編、研究文集等。彼時，我心中萌生了一個構想：能否將法唐書記幾十年來在西藏工作期間發(fā)表的講話、撰寫的論文等匯集成冊呢？要知道，法唐書記在西藏工作多年，且長期擔任重要職務，他留下的海量文稿，完整勾勒出了黨在西藏工作的清晰脈絡。這些資料不僅屬于法唐書記個人，更深刻展現(xiàn)了我們黨解放西藏、經(jīng)營西藏的宏偉圖景，是研究西藏黨史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我將這一想法提至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課題申報會，大家紛紛表示支持。會后，我隨即向法唐書記提出建議。他初聽時略顯遲疑，擔憂書名的規(guī)格過高，也顧慮材料內容可能存在重復。我便進一步說明：可以將那些分散發(fā)表于不同刊物、內部材料中的文章進行統(tǒng)一歸類整理，連同為他人著作撰寫的序言一并收錄，使整本文集更加系統(tǒng)、完整。最終，經(jīng)過一番討論與權衡，書名仍采用我最初的提議，定為《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 

　　整理工作由我與他身邊的秘書王業(yè)本共同完成。從篇目篩選、資料分類、內容編排，到反復刪減、合并、修訂，每一步法唐書記都親力親為。經(jīng)精挑細選，文集最終劃分為三個部分：論文、講話、序言，總字數(shù)近五十萬字，涵蓋了自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他參與西藏工作的大量一手材料。其中，許多篇章已發(fā)表于《中國藏學》《西藏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等權威刊物，也有不少為首次公開，是研究西藏黨史的重要史料。文集中既有對重大問題的系統(tǒng)梳理，也有對實際經(jīng)驗的細致總結。例如他當年在扎囊縣推動清“左”、防“右”的經(jīng)驗，便得以完整保留，材料詳實，足資參閱。 

　　2010年初春，出版工作已臨近尾聲。我與王茂俠、孫玉華兩位同志專程前往法唐書記家中拜訪。那時他已年近九旬，步履雖緩，神情卻極為清朗。一見到我們，便笑著用略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說：“你們來一趟不容易，今天就多聊聊?！敝v述從上午九點開始，沒有文稿，全憑記憶。他從1949年講起，一路講到西藏邁入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階段。他以“三個最好時期、兩個曲折發(fā)展時期”為脈絡，將自己幾十年來親身參與和見證的西藏黨史如畫卷般徐徐展開。從和平解放時西藏人民迎來新生的喜悅，到平息叛亂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堅定決心；從民主改革讓西藏社會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偉大進程，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西藏的蓬勃發(fā)展；從改革開放為西藏注入新的活力，到新時代西藏取得的輝煌發(fā)展成就，他層層鋪陳，將各個歷史階段緊密貫通，讓我們仿佛置身于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之中。在講述過程中，法唐書記時而深入剖析政策的來龍去脈，讓我們明白每一項決策背后的深意與考量；時而插入具體事例，那些生動鮮活的細節(jié)讓歷史變得觸手可及。許多我們此前聞所未聞、知之甚少的細節(jié)，就在他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里悄然浮現(xiàn)，讓我們對西藏黨史有了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 

　　中午時分，我們幾人悄悄交換了眼神，心里琢磨著已經(jīng)講了三個小時，或許該結束這次拜訪了。正當我們準備起身告辭時，法唐書記卻擺了擺手，笑著說：“中午我稍微午休一下，下午咱們接著談?！毕挛鐑牲c，我們準時進門，又是一個下午的深入交流。令人驚嘆的是，法唐書記依舊口齒清晰，思路縝密，仿佛時間在他身上并未留下太多疲憊的痕跡。我至今難忘那天的情景——他不僅是在回顧歷史，更是在為我們這些后學“搭脈定向”，以口述的方式，傳遞出他對許多重大問題的判斷與經(jīng)驗。那次“開小灶”式的交流，談話錄音至今仍保存完整，后來由王茂俠整理成三萬字的文字稿，成為我們課題研究中最核心的口述史料之一。此后，王茂俠出版了《鄧小平與西藏工作》，杜玉芳出版了《毛澤東與西藏和平解放》，這兩部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受益于那天的講述。 

　　文集定稿并印刷成冊時，正值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法唐書記對這部凝結著自己心血與經(jīng)歷的文集格外重視，特意購置了多冊，贈送給老部下、老戰(zhàn)友以及駐藏部隊的同志們。他對我說：“這本書啊，算是我這輩子在西藏工作的一份交代，希望能留點東西給后來人?！彼f得平靜，卻讓人沉思良久。我想，他確實做到了。

陰法唐同志家中堂屋懸掛的“老西藏精神”的內容，由十八軍老前輩王貴同志手書。王小彬供圖

　　回憶錄成，雙百獻禮綴錦篇 

　　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法唐書記提議，希望他能撰寫一部個人回憶錄。那時，法唐書記已年逾九旬，可他的記憶力依舊超群，許多往事都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腦海中。然而，每次我提出這個建議，他總是輕輕擺擺手，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他覺得，自己已經(jīng)用文字記錄下了諸多重要內容，無需再“重復”撰寫回憶錄了。但我始終不這么認為。我誠懇地對他說：“您寫一本屬于自己的回憶錄，對整個西藏黨史、軍史以及改革開放史而言，都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補充。很多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只有您本人親自講述出來，才不至于被時間的洪流所湮沒，才能讓后人更全面、更真實地了解那段歷史?！睂τ谖业倪@番話，法唐書記沒有明確表態(tài)，但命運似乎也在推動著這件事向前發(fā)展——2013年，已然92歲高齡的他，終于決定動筆開啟回憶錄的創(chuàng)作。 

　　法唐書記的秘書王業(yè)本同志全力以赴，法唐書記的家人和我也一同參與其中。在接下來的六年時光里，法唐書記一刻也沒有停歇，他不斷地進行口述，對內容進行補記、整理和核稿。有些章節(jié)，他更是親自動手撰寫，力求每一個字都精準無誤。而我，則承擔起了查資料、校對時間、核對地名、審核政策等工作。那時的法唐書記，耳力尚佳，精神也格外矍鑠，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兩點鐘?？粗绱送度氲哪?，我常常心想，這般旺盛的勁頭，恐怕是“老西藏精神”在默默支撐著他吧。 

　　時光飛逝，到了2020年初，書稿終于基本成型。功夫不負有心人，2021年10月，《從泰山到珠峰》這部凝聚了無數(shù)心血與汗水的回憶錄終于正式出版。這本歷時八年之久才完成的回憶錄，趕在法唐書記百歲壽辰之際與讀者見面，又恰逢建黨百年這一偉大時刻——這也正是我們內心最期盼實現(xiàn)的“雙百獻禮”。 

　　《從泰山到珠峰》這一書名，乍一聽，仿佛只是兩個地理坐標的簡單羅列，實則它是對法唐書記八十年波瀾壯闊人生路的精妙概括。他出生于魯西南，從那里投身革命，一路走過華東大地，又輾轉至西南邊陲，兩次踏上那片神秘而壯麗的雪域高原，晚年才回到北京。 

　　1950年，法唐書記第一次入藏，親歷了意義非凡的昌都戰(zhàn)役，為解放西藏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后來，他積極投身平叛斗爭，全力推進民主改革，讓西藏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中，他臨危受命，在前線擔任政委，親自指揮兩個師作戰(zhàn)，展現(xiàn)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革命意志。1980年，他再次進藏，主政五年。這五年，正值西藏迎來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轉折關鍵期，他為西藏的發(fā)展殫精竭慮、傾注心血。 

　　法唐書記很少主動提及自己的功績，但我知道，那些年西藏發(fā)生的諸多積極變化，都離不開他的辛勤付出與無私奉獻。他說得最多的，是“誤解”二字。他見過太多人關心西藏，也見過太多人對西藏缺乏真正的了解。大家談論起那片土地，話題總繞不開廟宇的莊嚴、風俗的獨特和雪山的壯美，卻極少提及這片土地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一步步掙脫黑暗的枷鎖、迎來光明的未來。他常感慨地說：“有些人寫書，談起西藏就只說它多神秘、多落后，卻從不提這幾十年黨為西藏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彼珜戇@本書，正是為了回應這些誤解，用通俗平實、質樸無華的語言，記錄下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西藏革命實踐緊密結合的歷程，也讓人們深刻讀懂，“老西藏精神”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一種在艱難困苦環(huán)境中頑強生長出的堅定信念，是無數(shù)西藏建設者用熱血和汗水鑄就的精神豐碑。 

陰法唐同志晚年寫給本文作者的工作便條。王小彬供圖

　　我記得書出版后，法唐書記特意打來電話，聲音中帶著一絲欣慰，說道：“謝謝你，這書能出來，我心里踏實了?！?022年春節(jié)前夕，法唐書記的夫人李國柱阿姨忽然打來電話，熱情地邀請我去他們家吃年飯，我欣然應允。法唐書記在跨過100周歲之后，記憶力大不如從前，也經(jīng)常對我講一些重復的話。每次到他家，他都要拉著我站到中堂掛的“老西藏精神”的條幅前，一字一句、不緊不慢地帶我念：“長期建藏，邊疆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覺遵紀守法；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zhàn)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他的語速很慢，仿佛每一個字都飽含著深情與期許。李阿姨總是在一旁笑著打趣：“你講給王小彬都講了多少遍啦！”他卻認真地點點頭，說：“就是要多講幾遍，他們才不會忘?！?nbsp;

　　多年來，他以親身經(jīng)歷踐行“老西藏精神”，也持續(xù)在理論層面進行總結和弘揚。從二十世紀90年代起，他陸續(xù)撰寫了《“老西藏精神”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兼談孔繁森的成長之路》（1995年），《老西藏精神的根本——雪山名將譚冠三代序》（1996年），《再談“老西藏精神”》（1998年），《繼續(xù)弘揚老西藏精神》（2002年），《西藏和平解放與老西藏精神》（2003年）等文章，系統(tǒng)回顧了“老西藏精神”的歷史淵源與現(xiàn)實意義，也記錄下他對“長期建藏”思想的深刻理解。其間，他還曾就此向中央領導同志呈報了《關于“老西藏精神”問題的報告》。正是在法唐書記等老一輩干部的持續(xù)推動下，“長期建藏”理念不斷深化，逐漸成為新時代西藏工作的重要思想資源。2015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系統(tǒng)闡明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指導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則?！伴L期建藏”由此被納入黨的治藏方略的頂層設計之中，賦予了“老西藏精神”新的時代內涵。 

2019年，陰法唐同志為《中國西藏》雜志創(chuàng)刊30周年題寫寄語。

　　那天家宴的氣氛格外溫暖，法唐書記的子女們都在。餐廳墻上掛著“昌都解放五十周年”的紀念鐘，仿佛在訴說著過往那段光輝的歷史；客廳北墻上，毛主席、周總理的畫像莊嚴肅穆，也有法唐書記年輕時參加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后被毛主席接見的合影，那是他一生的榮耀與驕傲。飯菜雖然不算豐盛，但熱氣騰騰，充滿了家的味道。或許是長期在部隊養(yǎng)成的習慣，吃飯時法唐書記幾乎不說話，只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夾菜，那動作自然而又親切，就像對待自家的子侄一樣。主要是李阿姨在跟我熱情地聊天，他則一邊靜靜地吃著飯，一邊認真地聽著，偶爾點點頭表示贊同。飯后，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語重心長地說：“你要常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他是真的把我當成了自己的孩子，這份情誼，讓我倍感溫暖與珍惜。 

　　如今，雪山依舊巍峨，黨旗、國旗在高原的風中飄揚，但敬愛的法唐書記，卻已永遠離我們而去。我重新翻開他晚年親筆寫下的《從泰山到珠峰》，一頁頁讀著，仿佛又聽見他在黨校禮堂中那洪亮有力的聲音，堅定而從容。我輕輕合上書，抬眼望向西面，恍惚間看到，那些他曾走過的雪山靜靜佇立。而那位走在最前頭的身影，卻已隨風融入高原深處的天光之中。